全球化和技術是幾十年來全球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兩大推動力，然而近期一系列地緣政治的“黑天鵝事件”，如英國脫歐，川普當選，讓許多人開始擔憂孤立主義，反全球化潮流的抬頭，甚至有硅谷精英驚呼：川普當選將是美國創新的災難。

　　面對如此動蕩不安的環境，企業和它們的領導者應如何自處才能為未來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本文探討的是造成當下動蕩局面的根本原因以及其影響。我們希望本文拋磚引玉，激發企業領導者對此問題進行更深入廣闊的探討。

　　我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繁榮時代

　　不可否認，人類社會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當今世界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全球范圍內，人們壽命比以往更長，更加健康。在新興市場，數十億人擺脫了極度貧困。在發達國家，人們可以得到更好的醫療、教育、信息、互聯和移動服務，超乎25年前大多數人的想象。

　　這些成就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人類創造力、政治領導、社會行動和企業家精神，都有助于實現諾貝爾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憧憬的“人的自由”。

　　我們也生活在經濟不平等與不確定性愈演愈烈的時代

　　美國和歐洲社會正面臨根本的挑戰，以我們數十年都未見過的方式——極右的民族主義辭令和意圖;極左的對商業、全球化與技術的深切不信賴。許多人擔這樣的兩極化，會在輿論和政策制定方面帶來新的危機和不確定性，進一步影響投資(從現今利率來看已經非常低了)，損害未來經濟發展繁榮的根基。

　　為何出現這樣的兩極化?原因眾多，各國情況不同，但這種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人們對根深蒂固的經濟與社會不平等的不滿持續增長，以及在快速變化的全球經濟中，人們對個體命運不確定性的深深擔憂。這個現象還揭示，人們不信任政治和商務精英，認為正是這部分人造成了這種現狀。

　　如今我們社會中的經濟不平等，是我們過去35年管理全球經濟融合的方式的產物。與此同時，技術——特別是最近機器人技術、機器智能和分布式賬本(區塊鏈)技術的發展——可以在許多領域取代人力，進一步加劇了斷層、不平等和不滿。

　　英國脫歐就是一道分水嶺。英國投票退出歐盟，其驅動力很大一部分是經濟疲軟和不平等引起的沮喪情緒，而且為民族主義反移民情緒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英國西米德蘭茲的中等收入家庭經歷了近20年的收入滯漲，這個地區投出的脫歐票數最高。

　　攫取了全球一體化和技術進展帶來的絕大部分利益的人，和沒有得到這些利益的人之間存在差異，這種差異普遍存在于大城市和較小的社區之間，年輕人和年長者之間，以及受教育程度高低不同的人之間。在英國，美國有70%勞動力在過去40年里沒有得到過實質性的加薪。在加拿大、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也可以看到相似的情況。財富集中問題在全球范圍內愈演愈烈，瑞信的調研數據顯示，約1%的人口控制著50%的全世界資產。

　　企業會受到不良影響

　　如果英國脫歐僅僅是個開頭呢?在民意調查中，美國和主要歐洲國家有相當多的人現在要求政府重新轉向狹隘的國家利益，聲稱讓其他國家“自掃門前雪”。更多的人感到被經濟發展拋離，這種情緒隨之蔓延，滲入政治，影響政策。而事實將會證明，這樣的政治趨勢會在各國間擴散。

　　公司很快就會發現，自己身處的商業環境中政治風險不斷上升，體現在貿易、人才獲取、監管法規及約束，以及新技術限制等各個方面。政治不確定性可能成為企業的主要商業風險，影響公司創新、獲取市場和人才，以及投資和創造財富的能力。

　　簡言之，似乎許多人對現狀十分不滿，威脅著要結束這種局面，哪怕自己付出高昂的代價也在所不惜，因此損害了全球經濟繁榮的兩大主要驅動因素：全球化和技術發展。

　　企業處在全球化和技術的雙重斷層線上

　　如今的經濟不平等，是我們當初管理全球化和技術的方式導致的后果。這兩種驅動因素下隱藏著斷層線。創造財富并不會自動讓回報公平分配。貿易、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產生了勝者和敗者，新技術的出現亦是如此。

　　公眾對全球化的支持，一直建立在這樣的一個預設上：多數人可以從全球化中獲益、許多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成功，以及社會安全保障可以為一時失敗的人提供庇護。傳統上，提供平等的機會(特別是通過教育)、有效的安全保障、社會平衡和政治經濟穩定都是政府的職責。這樣一來，公司就可以專注實現增長、提高生產率、致力創新，并最終為社會創造財富。

　　現在政府意識到，履行上述職責越來越難。在轉型時期重新制定政策，幫助個人和群體渡過難關，需要政治穩定和共識，然而政治穩定和共識又是當下最稀缺的。更廣泛的經濟現實更讓問題雪上加霜。政府干涉的能力受到美國和歐洲緩慢的宏觀經濟增長所限，極大地限制了其金融貨幣政策的范圍。

　　裂痕開始顯現。現在很多人認為“游戲是不公平的”(2/3的美國人表示，經濟體系“不公正”)。一些人將自己不幸歸咎于移民和外國人。還有一些人訴諸公平公正的道德理念，要求更公平的社會分配。

　　撇開道德問題不談，企業一直是解決社分配不公的最有力武器。假如結束現在這種局面，以限制貿易和人才、抵制技術、政治和經濟持續不確定的環境取而代之，那么很難想象公司可以獲得任何益處。

　　為社會難題尋找實用的解決方案，正是企業的特長。雖然公司領導者一向避免牽扯有爭議的社會議題，例如當前經濟體系可持續性，傾向于讓政府去處理，但在現在的環境下，我們認為企業領導者不能再袖手旁觀了。

       塑造未來的企業領導者議程

　　為了解決技術和全球化帶來的不平等和社會斷層問題，我們的社會需要企業領導者發聲并采取行動。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漸進式延伸是不夠的。勝者和敗者之間逐漸增長的差異，已經成為一片籠罩在商業和社會之上的陰霾，是時候正視它了。

　　公司領導者需要平衡兩個明顯相互沖突的目標。首先，他們必須確保自己公司的可持續和繁榮發展。這仍然是身為CEO的首要責任，而在一個增長放緩、投資者缺乏耐心、地緣政治存在高度不確定、技術改變極其迅速的時代，這件事情變得更加困難。其次，他們必須創造條件，實現持續的、更具包容性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和技術發展。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建議公司領導者接受新的綜合了7個方面機會的計劃(見圖表)。這樣的計劃實行起來并不容易，且必然牽涉不熟悉、難處理的選擇，有時需要降低對短期回報的重視程度，以支持經濟和社會發展，鞏固企業準備更長遠的發展。但我們認為這是值得的。

　　1. 開創下一波全球化。全球化在其發展的數個世紀間不斷流變，而且幾乎一定會繼續演化。上一波全球化的中心是接觸國外市場，創造低成本的全球供應鏈，而下一波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形式。通用電氣公司CEOJeff Immelt在紐約大學2016年畢業典禮演講中描述了下一波全球化可能的模樣：更加去中心化，更加地域分化，更加數字互聯，更加重視社會影響和打造能力的重要性而非挖掘勞動力成本差異。

　　公司領導者可以發揮積極作用，開創下一波全球化，超越基于成本的離岸外包，強調更廣闊的區域間、客戶群體間貿易和技術交流帶來的益處。例如先進的制造技術，正重塑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路線圖：使增長曲線趨于平緩，提升靈活性，讓生產得以更接近終端市場。軟件、傳感器和分析，讓價值創造從單一的產品轉變為產品加服務。公司可以利用這些趨勢，與客戶和社群重新建立聯系。我們已經看到有公司將時效性和高度定制化的產品進行本地化，特別是快消服裝和汽車行業，由此讓全球供應鏈成為互惠互利的雙向通道。

　　2. 支持企業經營生態系統。數十年的經濟發展，使人們關注大型企業的經濟活動，創業活動減弱。進一步的技術發展可能會讓這種分歧加劇，也可能使之得以改善，取決于我們如何運用。

　　平臺公司興起，促進了動態生態系統中幾千個個體和公司的合作，有助于恢復平衡和可持續性。這樣的生態系統使得個人和小型公司可以參與技術進步，在就業和創新兩方面都有催化作用。

　　企業重新思考自己的全球供應鏈和商業模式，建立供應商生態系統、鼓勵創業者可能會成為這段歷程的一部分。例如，云服務提供商，可以讓初創公司接觸到此前無法得到的規模效益和靈活性。這樣的生態系統并非網絡公司的專屬。領先的能源公司正在投資去中心化的能源網絡，說明這種方式具備寬廣的可行性。豐田以精益和復原力著稱的高度合作一體化供應網絡，說明生態系統對于傳統制造公司而言也很重要。

　　3. 從前端至后臺地運用技術。技術對人類的影響，取決于我們選擇如何發展和使用技術。如果我們從后臺辦公室向前運用，主要關注提高效率和優化內部流程，那么我們運用技術的結果就主要是代替人力。我們會失去為客戶提升價值的機會，以及創造創新職位、改善員工生活的機會。公司應當從前端著手，明確地著重解決未滿足的客戶需求，傳遞切實的新價值。

運用技術促進創新，讓人們過上更加滿意的生活，這在經濟的幾乎所有領域都是機會。但這種包容性的方式可能需要做出一些令人不快的選擇。例如新興的區塊鏈技術運用，可能在金融服務(貨幣、支付解決方案、數字資產)、保險(合同及身份管理)、娛樂(表演權限管理)和很多其他領域具有巨大的潛力。利潤可以主要通過效率提升(消除中介，可能會去除流程中的許多工作崗位)來獲取，也可以通過開創有價值的服務和市場來獲取。

　　能否想象那些開創并發展技術的人肩負責任，以包容的方式運用技術，在創造利益和服務的同時，解決傳統業務中的矛盾?

　　4. 投資人力資本。商業環境動態和多樣性的增長，意味著人們需要以更快的節奏調整自己所具有的技能。這包括他們參與新產品和新服務的生產及消費的能力。

　　尋找高效且可負擔的方式，幫助人們在職業生涯進行中(而不只是在參加工作前)學會可移植的技能，是一項巨大的社會挑戰。教育對于創造職業機動性和機會平等性而言至關重要，至少與收入差距同樣重要，且與之密切相關。但要解析新的工作技能并在教育系統中予以教授，所需要的時間太長。

　　公司可以助力實現這個閉環，例如與網絡教育提供方合作，或直接承擔再培訓的責任。新的工具能夠更有效地建立或重建人力資本，企業可以在這方面尋求拓寬工作，幫助本公司員工和所在社區人力發展。我們也認為，公司領導者始終如一熱忱地倡議所有年齡、所有收入水平的人都能接受高質量教育，這是至為重要的。

　　5. 運用社會企業的思維模式。為了給社會做貢獻，并得到社會的支持，公司必須在社會中深深扎下根。為了實現這一點，企業領導者可以采取的一種方法是建立與核心商業模式相近的社會企業。這樣一來，企業可以運用核心技能解決一些社會最基本的問題，不必去做與本公司業務無關且最終不可持續的慈善活動。

　　諾貝爾獎獲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一直是社會企業的熱情倡導者，呼吁社會企業應有能力為傷殘群體創造可持續價值。他對社會企業的定義是，為服務不足人群提供清晰的利益，回報原始投入資本，用紅利進行再投資，創造可持續企業。達能集團創立的社會企業在小型社區工廠制造低成本的增加了維生素成分的酸奶，依視路的社會企業為世界各地數百萬低收入者提供可負擔的實力維護，這些例子說明了這種方式的可行性和潛力。社會企業也可以在贊助公司內部培養能力，催生適用范圍更廣闊的創新。

　　普惠金融往往是讓社會企業模式起作用的關鍵。讓服務不足群體接觸到支付及轉賬服務、存款賬戶、信用卡及其他金融工具，會對他們的生活產生重大的積極影響。這不僅是減少貧困和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性別平等中的重要因素。

　　政府可以為金融普惠打下基礎，私營企業也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促進快速創新，以可持續、可擴展的方式拓寬可及性。例如，電信公司Safaricom在肯尼亞推出手機轉賬服務M-Pesa后僅四年，70%的成年人都開始使用這項服務。

　　社會企業思維模式也可以使得青年長期失業等一些難題得到有意義的進展。在歐洲，企業導向的聯盟與公共機構緊密合作，有數千名志愿者和員工提供結構化的教育和技術培訓項目。這些社會企業工具的效率比標準化的青年歐洲人及移民再整合進入勞力市場的項目高出3到4倍，進而幫助公司開啟新的人才庫。

　　6. 重新平衡和調整獎勵。員工的自我價值感，與工作性質和相應回報緊密聯系。除去薪水和利潤之外，再把職業機動性、工作成果認可和工作中的無形目標價值(通常與某些更高的社會目標相關)納入考慮，這一點尤為重要。

　　從初級工人到領導者，整體報酬等級中的回報與業績不匹配，會損害公司體系中對公正誠信的認知。調整獎勵回報，使之與業績一致，讓公司領導者得以直接塑造員工對自我價值、公正和機會的認知。許多公司開始為薪酬較低的員工增加薪水和職業支持。在今后幾年里，更多的公司需要效法。

　　7. 更新并把握敘事風格。當前的危機既關乎靈感和創意，又關乎經濟。全球化如果不解決在總體經濟發展的分配方面明顯的副作用，那么就難以讓人們買賬。技術也是如此，由于缺乏更具包容性的敘事風格，技術發展已經引起了強烈的反彈(例如法國和其他地方的出租車罷工)。除此之外，講述者——商業和政府“精英”——越來越失去信賴，失去聽眾。在這樣的真空中，訴諸直覺、懼怕和情緒化的故事大行其道。

　　這很重要。敘事塑造認知和政治現實，再反過來塑造經濟現實。公司領導者一向回避更廣闊的社會議題，注重自己敘事者的角色。我們相信在接下來幾年里，他們需要采取更加積極的態度，主動出擊而非防守。就我們的社會和社會內部的利益及機會共享而言，現在都需要可靠、包容并能博得信賴的敘事風格。

　　更積極的未來有待我們開創

　　很多公司領導者開始看到當前社會中的政治兩極化將造成的結果。很多人私下表示他們并不喜歡自己看到的后果，并愿意考慮采取新措施應對新挑戰。我們提出的這些建議，旨在柔化全球化和技術發展最鋒利的棱角，由此使更加平衡的競爭狀況得以延續，開創更普惠的繁榮發展，讓社會更好地接受變革。

　　這是一個不小的挑戰。但如果我們企業領導者不著手塑造更積極的未來，就會遭遇反彈，限制我們在自己公司以及為客戶創造價值的能力，這種可能性越來越清晰。

　　關于作者：

　　李瑞麒(Rich Lesser)是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Martin Reeves是波士頓咨詢公司(BCG)資深合伙人兼董事總經理，同時還是BCG亨德森智庫(BCG Henderson Institute)的全球負責人。

　　Johann Harnoss是波士頓咨詢公司(BCG)項目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