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人工智能成為熱議話題，美國許多智庫也注意到其在情報領域的潛力。特別是人工智能對開源情報（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美國情報界正密切關注新技術的應用可能。本文訪談中，美國胡佛研究所學者Amy Zegart以案例說明開源情報的能力，強調“情報世界規則已變，美國必須調整情報部門以適應新的技術環境”。

　　如本文分析，大信息時代，通過可以公開或低成本獲取的各種文字、圖像和視頻信息，接入商業衛星和其他探測系統，所有人都可以獲得大量不以生成情報為目標的信息，但這些信息通過特定方式來整理分析，就可能形成有價值的情報。這樣一來，許多秘密將不再成為秘密。但開源情報也存在四個問題：一是非專業人員組織的情報，可能出錯；二是刻意制造的假信息，可能摻雜其中；三是非情報部門的分析，可能“打草驚蛇”，使關鍵人物、組織提前避免情報泄露；四是開源情報公開且傳播迅速，不利于危機管理。這些問題還沒有明確的解決辦法，但客觀上，開源情報已成為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因此，Amy Zegart提出：美國應建立獨立的開源情報部門，引入大量技術人員進行開源情報分析。情報界應進行徹底翻轉式的調整：現在是秘密機構中有一個小型開源情報部門，未來應是開源情報機構中有小型的秘密情報部門。她強調信息就是武器，美國擁有強大的情報網絡優勢，必須迅速行動，把優勢鞏固和延續下去。

　　毫無疑問，Amy Zegart完全是從美國立場出發的，但她的建議值得我們所有人注意。事實上，美國可謂開源情報的鼻祖。過去幾十年來，開源情報不僅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等政府機構的情報搜集手段之一，也在美國乃至世界上催生了一大批開源情報公司。世界其他國家和我們普通人如何應對這樣一種復雜情境，尤其值得深思。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技術革命的沖擊與重構”系列之一，編譯自美國“外交事務”網站，原題為《技術如何擾動情報世界》（How Technology is Disrupting the Intelligence World），為便于閱讀，文內小標題為編者自擬，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開源情報正在改變世界

　　Kate Brannen：當前，世界各國正競相利用商業衛星和量子計算，思考處理信息和利用數據的新方法。所有新工具，包括社交媒體、人工智能網絡、商業衛星技術、量子計算，以及最新的熱門ChatGPT，都在快速發展。我們當前有哪些機會？

　　Amy Zegart：這些新技術確實正在創造巨大的機會。例如：合成生物學可以顯著改善世界各地的糧食生產，在心臟合成生物學領域生產新藥，幫助應對氣候問題，讓人們為美好的生活攜手努力。技術當然有它的好處。而在情報領域，當下這個技術時代，也為情報機構以外的人創造了新機會，讓他們可以為美國的領導者提供各自的洞見，包括商界和政界的領袖。

　　這是一場開源情報革命，它將持續下去。

　　Kate Brannen：所以我們要討論的就是開源情報，以及美國要怎樣利用它來獲得優勢。那么，了解什么是開源情報非常重要。這個概念指的不僅是我上網到處沖浪和谷歌搜索獲得的東西，它實際涵蓋的范圍要比這大得多。那么，你能給我們簡單介紹一下開源情報可以使用的工具或數據庫嗎？或者說，開源情報的世界是什么樣的？

　　Amy Zegart：我公開的所有信息，現在都可以通過互聯網獲得。開源是一種綜合的信息獲取能力，它涉面極廣，可以挖掘所有公開內容。我可以簡單地列幾個開源情報人員使用的工具，但實際上整個行業目前處在前沿的最前沿，一切都在變化。它包括人們在推特（Twitter）上關注的事件，也包括商業衛星圖像、公開視頻等所有信息。

　　舉個例子可能容易幫助理解。

　　2020年7月4日那個周末，中東某國發生了一場大火。那場大火的火焰非常明亮，被太空中的氣象衛星探測到了。因為探測結果來源于普通的氣象衛星，所以相關信息可以在推特上看到。接著，該國政府發布一張發生火災的建筑物的照片，說這是一個正在建設中的工業廠棚，火勢很小，損失有限，希望公眾不要過度關注。

　　但之后短短幾小時之內，兩個專注“核偵探”的開源情報機構（它們一個在東海岸，一個在西海岸）找到了這座建筑，發現它并不是所謂的建設中的工業廠棚，而是一個容量超過1噸的核離心機組裝設施。這兩個機構并沒有情報信息許可，他們使用商業衛星圖像，獲得了不同的火災視圖。

　　在整理開源信息并經過機構的防核擴散專家論證之后，他們得出結論：火災并不小，而且很可能是由爆炸引起的，是破壞的結果。兩家機構的分析，分別在各自的推特作了發布。幾個小時內，美聯社對此作了報道。當天下午，大衛·桑格（David Sanger，譯注：美國知名經濟評論專家）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上發表一篇關于此事的報道  。當天夜幕降臨時，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胡尼亞（Benjamin Netanyahu）受到質詢，被問及火災是否是被以色列破壞的。

　　以上所有事都發生在一天之內。信息全都是根據公開可用的開源情報整理和推斷的，這就是美國情報界正在發生的事。

　　▍開源情報的“危”與“機”

　　Kate Brannen：我們現在也可以看到一些關于開源情報的紀錄片，從中可以看到，如今政府想要保守秘密是多么困難。

　　Amy Zegart：我認為開源時代真正帶來的好處之一，我們以往習慣于認為情報就是在大海撈針，但現在，只要你知道如何將所有不同來源的信息放在一起進行分析，海洋本身也能提供洞察。

　　比如在烏克蘭，人們喜歡用行車記錄儀、手機照相機等工具來拍攝，給窗外的、開車經過的東西照相或者錄像，然后把它們發布到網上。BellingCat就曾用各種公開的畫面和視頻來識別馬來西亞航空公司MH17號航班（譯注：指2014年荷蘭到馬來西亞的航班，在烏克蘭東部墜機，一些分析猜測該航班被導彈擊落）。這體現了開源情報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能力，情報分析員可以充分利用其他人在網上發布的內容，而發布者并不知道自己的信息會成為情報。

　　Kate Brannen：信息海洋確實是非常龐大的。它里面有信息，但我們也很難跟上信息積累的速度 。根據目前數據的規模，情報界面臨的挑戰有多大？怎樣才能跟？

　　Amy Zegart：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挑戰。現在我們每個人都在數據海洋中溺水。當你還在尋找真正重要的那根針時，該如何理解大海呢？我認為對情報部門而言，最大的挑戰之一是，要更多地使用自動化分析。相比于人類，機器一般更擅長識別規律。比如：地對空導彈基地是什么樣的？我們如何識別它們？每個組織機構都傾向于用相同的方式建造東西，我們就可以利用這一點，機器學習工具就可以更好地識別類似的東西。

　　這樣一來，人類分析師就可以騰出時間，投入到人類比機器做得好的其他事情上。例如提出領導層如何使用特殊武器系統的假設。這是我們使用新技術的真正機會，特別是人工智能標記語言（AIML），技術要用來幫助人類分析師，而不是取代人類分析師。

　　Kate Brannen：由此可見，開源情報能帶來很多機會。但隨之而來的風險呢？情報組織在接受和利用技術時應該意識到這些風險。

　　Amy Zegart：開源情報確實存在許多風險。

　　第一個風險在于，它對所有人開放。這意味著會有很多業余愛好者加入情報分析，而這些人會犯很多錯誤。情報組織需要對這些最新的分析，進行驗證或證偽，這個檢驗過程要消耗時間、精力，也需要他們從自己原本的工作和優先事項上轉移出注意力來應對。

　　類似的事已經發生過。之前有個學生團體，他們跟一位前五角大樓戰略分析師一起，做過一個項目，就是針對被美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的國家，分析其地下隧道的用途。他們做了精心設計的演示文稿和報告，并且得出的結論說，該國的核彈頭數量比預計的高出數倍。這份報告很快登上華盛頓郵報的頭版，還進入國會聽證會，也被送到空軍參謀長手上。但報告的分析本身過于粗糙，之后一周內，專家就揭示了其中的錯誤，但它已經消耗了華盛頓最寶貴的資產——時間。 這個案例告訴我們，人們會犯錯，錯誤會傳播開來，進而消耗政治決策者和情報機構的資源，而這些資源原本可以更好地用于其他工作。

　　第二個風險，是蓄意欺騙。因為開源信息世界對所有人都是開放的，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在開源生態系統中注入、兜售虛假信息，并使其形成病毒式傳播。

　　第三個風險，是對沖風險。如果一個開源偵探發現了一些情報并公開發布，美國的對手就可能根據他們公布的信息，知道是哪些內容或渠道導致情報泄露并采取對策，讓包括情報機構在內的任何人都難以追蹤到真實的情況。

　　有一個不算例子的例子。之前網絡上有一張某國領導人指導小型化核武器開發工作的照片，詹姆斯·馬丁中心（James Martin Center）的研究員大衛·舒默勒（David Schmerler）通過天窗和屋頂材料，和房間其他部分的數據嘗試了定位照片所在的建筑。大約一年后，該國發布另一個核設施信息時，房間完全是白色的，沒有任何建筑相關的信息。我們不能確定后一張照片是對之前分析定位的回應，但確實有這種可能。

　　最后一個風險在于：我認為開源情報會讓世界變得更快速更透明，很多人在吹捧這一點，但這也可能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難以管理。

　　在今天的世界中，開源情報的收集者和生產者可以比政府更快地行動，他們讓所有事對每個人都變得透明。但了解危機應對的人都知道，速度可能真的不利于解決沖突，甚至會使事情變得更糟。透明度將領導者逼入絕境，使他們更難妥協。在需要挽回面子、讓步、談判、緩和矛盾、達成妥協的時候，保密實際上非常有價值。從古巴導彈危機中我們就能知道，避免危機的關鍵不是速度和透明度。他們當時有時間進行思考，對吧？如果肯尼迪在危機發生的第1天而不是第13天做出決定，我們很可能會進入到核戰爭。因此，充分的思考時間，可以帶來更好的選擇，也可以保護妥協的秘密，而解決危機的關鍵往往就是達成秘密的交易。在開源世界中，危機管理可能會變得更加復雜。

　　Kate Brannen：你剛才提到了欺騙，如果把深度偽造之類的新技術用于這類意圖，欺騙開源情報分析人員的可能性也會急劇增加。

　　Amy Zegart：當然，今天已經有人在利用各種技術，偽造國家重要人物說話了。這不是遙遠的未來，是正在發生的事實。

　　Kate Brannen：好的。你之前提到過，當前俄烏沖突中烏克蘭和美國的情報共享，代表著情報界進入新階段。你看到了什么有趣、新鮮的東西嗎？

　　Amy Zegart：俄烏沖突中烏克蘭方面的情況，讓關注開源情報的人看到了它的力量。通過推特和報紙，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烏克蘭地面部隊移動的衛星圖像。

　　我們可以閱讀報紙文章，看到烏克蘭地面部隊移動的衛星圖像。我們可以在推特上關注事情。在斯坦福大學，有一個本科生團隊正在利用社交媒體上的視頻、通信衛星、地理位置等功能來追蹤、確認和記錄俄羅斯軍隊的行動，形成報告，提交給聯合國。這只是一個本科生團隊，但他們可以做到這些。

　　Kate Brannen：你也曾經提到過，情報的受眾正在發生變化。曾經是情報界使用和收集情報，但現在選民們也需要情報。這樣一來，受眾群體要比美國政府大得多，也是一股更強大的力量。

　　Amy Zegart：這一點也很重要。從這個角度講，開源情報工作是戰略層面的，目標是通過情報接觸更多受眾，而不僅僅是服務那些在安全設施中工作的擁有情報許可的人。

　　▍美國將如何運用開源情報？

　　Kate Brannen：所以我們可以達成的共識是，世界正在發生變化，這些變化擾亂了美國政府進行情報收集和分析的方式，但如何應對，還存在很多爭論。你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出，如果只是把開源情報嵌入傳統情報機構中，依然強調特殊信息的價值，這個系統就無法蓬勃發展。那么，為什么情報界依然維持著原有的人員和資源投入方式呢？

　　Amy Zegart：如果你去過情報機構，就會感受到其中的文化。它們與世界是分開的，完全秘密運作。如果你沒有經過徹底的安全審查，經過機密設施的時候就會有紅燈閃爍，有時燈就在走廊里閃，告訴所有人注意保護他們的機密信息。他們重點是秘密，關注點也主要在秘密獲取的信息上。但這種文化有一個缺點：它有種根深蒂固的信念，認為如果某件事是秘密的，它一定很有價值。一位前情報官員就曾告訴我：如果一條信息花費1萬億美元才能獲得，那我們就認為它一定價值1萬億美元。

　　但這不是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幾十年來，這些秘密情報機構中都設置了開源情報部門，他們一直在努力。但他們沒有以合適的方式，在談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像當年的空軍一樣，它是整個軍隊的一部分，但在空軍成為獨立軍種之前，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而是被分配到不同的陸軍部隊中。這些部隊關注地面作戰，空中力量只能獲得所需的一半資源和注意力。開源情報的情況也是一樣的。

　　Kate Brannen：你一直都在建議成立獨立的第19情報機構（譯注：美國整個情報體系包括18個獨立機構，2021年1月增加的美國太空部隊是第18個）。那么它應該什么樣子？它要做什么？要如何與其他伙伴機構進行合作呢？

　　Amy Zegart：我曾經批評情報界的18個機構之間沒有很好地協調。第19個機構肯定會在協調方面帶來更大的挑戰。但我依然堅持我的看法，我認為這是一個沒有好選項的情況。我們需要一個新的開源情報機構，來改善開源情報使用方式。

　　首先，此前我們已經嘗試了在現有機構中加入開源情報部門這個替代方案。第二，我認為把開源情報設置為一個獨立的機構，不僅僅與信息有關，它還能推動整個情報界的創新。

　　這種創新推動有幾個關鍵方式。第一，機構可以設置在華盛頓特區之外，這意味著它可以招募居住在西雅圖、奧斯汀、德克薩斯和硅谷等地的工程人才。我們必須招募更多的工程師進入情報界，我們需要他們作為私營部門的代表進出政府部門，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對人才的定位和使用。就像歷史上許多情報機構成員那樣，這些工程師不必把情報機構當作終身工作。一個單獨的機構可以推動這種用人方式的調整。

　　工程師不必等待 2 年才能拿到安全許可，他們隨時可以開始在開源情報機構中幫助解決棘手問題，這是一個巨大的好處。第二個關鍵的好處是，新的機構可以成為新分析技術的試驗田。數據是未經分類的，在新機構中可以使用各種工具進行更快速的創新，如果技術有效，就可以推廣到整個情報界。我沒法做一個明確的設計，但總體來看，我們要對現實情況做出徹底的翻轉——現在是秘密機構中有一個小型開源情報部門；而我們需要的是開源情報機構中有小型的秘密情報部門。

　　另外，當然需要設置保護公民自由的護欄。我們要訪問的是所有公開數據，對這些數據需要一個明確的分類和加密保護措施。

　　Kate Brannen：這種機構的成果，跟現在依靠人的情報相比，怎么樣？如果它成功，是不是意味著人類在情報界的價值在變小？角色重要性會降低？

　　Amy Zegart：我不認為這就會影響人類的價值。人類智慧參與的工作可能會減少，但也會更有價值。

　　在當前的技術環境中，收集情報變得越來越困難。首先，邊境和城市中有越來越多的生物識別技術，這使得我們在當地招募或派遣情報人員更加困難。到處都是攝像頭、有面部識別，手機隨時可能被定位，這樣的環境中，你怎么跟線人見面呢？其次，用現代技術跟信息源通信也存在漏洞，一些信息表明，我們在境外的信息網絡已經被滲透。我們在當地聯系信息渠道，通過遠程信息技術跟他們聯系，但這些渠道在今天可能已經暴露了。從這一點上說，我們越依賴現代科技，也就越有可能被技術手段穿透和影響。

　　所以，人類的辛勤工作，永遠是必不可少的。沒有任何信息源，能比一個接近領導層的人更準確地透露領導層的想法或行為模式，也沒有什么能比這個接近領導層的人更知道如何說服他。因此，通過真實的人，來對對手進行滲透和洞察，始終至關重要。但也正如我們從各種公開報道中看到的那樣，這正在變得越來越困難。

　　Kate Brannen：我很好奇，我們前面討論的這些內容，你在給美國情報界做報告和跟內部人員討論時。他們的心情是怎么樣的？他們對這個新未來有恐懼嗎？

　　Amy Zegart：很多人都認識到了我們注意到的這些問題，他們也知道他們必須改變，必須足夠迅速地改變，而技術是改變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必須讓那些受過技術教育的人加入進來，技術應該成為情報界的基礎教育。我知道整個情報界都普遍認識到了這一點，但讓官僚機構快速行動總是很難。

　　Kate Brannen：在這個領域，美國有哪些劣勢和優勢？

　　Amy Zegart：過去幾年，美國產生了一種對自由主義的不滿，尤其是在情報領域，認為自由主義注定保密性差，信息獲取困難。在開源情報領域，確實存在部分類似的問題——其他國家可以自由地獲得美國網絡的信息，而美國不一定能獲取所有其他國家的網絡內容。

　　但美國也有一些持久的優勢。

　　第一，我們有盟友和伙伴。俄烏沖突加強了美國情報界的共識，我們發現在與世界各地的盟友、伙伴共享方面，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第二，我們擁有一支跨國的、多種族、多元化的情報人員隊伍。這也是一個巨大的優勢。無論是進行數據收集以更好地訓練算法，還是運用外語，理解外國文化，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我們都能做到。所以這也是一個持久的優勢。

　　第三個持久優勢是創新和失敗的自由。美國有更多的持續創新的經驗，也有更寬容的空間，來包容錯誤和失敗。

　　Kate Brannen：你曾提到過Tik Tok，我注意到它的用戶量很大，其中包括約1.35億美國人，占到美國人口的40%。你之前的文章里寫到：當今的信息世界中，武器看起來并不像武器。那么，我想知道你怎么看Tik Tok？它跟整個開源情報圖景是什么關系？

　　Amy Zegart：最初，Tik Tok是作為一種娛樂手段被推廣的，但我們可以看到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人將它作為新聞來源。因此，它產生了兩個風險。一是它背后的母公司和公司所在地的政府可能得到美國用戶的信息。二是它可能作為某些觀點的宣傳工具。

　　目前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United States）正在與字節跳動（Byte Dance）進行談判，討論如何減輕這些風險。從當前的信息看，Tik Tok沒有真正作出危及美國安全的行為，但它確實有這些功能。它是一個直接影響40%美國人思想的媒介，其中許多是喜歡它而且不想放棄它的年輕人。

　　Kate Brannen：最后一個問題，當前美國情報界的大問題是什么？曾經這個問題對公眾而言顯而易見，比如本·拉登的具體位置，伊拉克是否有生化武器……我知道美國情報官員們時刻關注著全世界的所有事，但現在，美國情報界最想獲知的問題是什么？

　　Amy Zegart：我不代表任何情報機構或群體發言。我說的這些都是我自己通過各種公開信息的總結。我認為核心問題是大國競爭。競爭的對象當然主要是俄羅斯和中國，具體問題包括：第一，我們不希望中國獲得世界領導權，目前尤其要關注印太地區，一個中國領導的世界跟現在肯定會很不一樣；第二，太空作為衛星的陣地，幫助我們實現了很多美好的事，比如車載導航系統，但很多人不了解太空，比如太空垃圾，以及太空正在變得更加軍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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